上野公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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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野公园，全名上野恩赐公园，是日本东京都台东区上野的一座公园，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园，占地约53万平方米。全园在1873年指定为公园、1876年正式开园。此地原属于日本皇室，至1924年始由大正天皇下赐与东京市管理，故名“恩赐”。园内有多处名胜古迹，并建有博物馆，国立西洋美术馆，东京都美术馆及上野动物园林等等。 园中的老树、高台、庙堂与漆黑色调的馆舍、鲜艳的纸灯笼、清亮的喷水池融合着江 户和东京的特色，展示出日本古代和现代的多种风格。1 基本简介

上野公园
上野公园是日本最大的公园，也是东京的文化中心。它位于JR上野车站旁边，从银座乘地铁可以直达。园内有东京文化会馆、国立西洋美术馆，东京国立博物馆、东京都美术馆、上野动物园等等。上野公园是有雕刻家高村光云所作的西乡隆盛铜像，以及野口英世的铜像。除了许多文化设施外，也是春天赏樱的热门地点。
上野公园面积有52.5万平方米。这里原来是德川幕府的家庙和一些诸侯的私邸，1873年改为公园。
2 文化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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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“史迹和文化财物的宝库”之称的上野公园里，有宽永寺、德川家灵庙、东昭宫、清水堂、西乡隆盛铜像等古迹，这些江户和明治时代的建筑散落在苍松翠柏之中，与湖光山色十分相宜。园内还有很多博物馆，有东京国立博物馆、国立科学博物馆、国立西洋美术馆、都立美术馆等等。园西北有上野动物园，饲养着九百多种珍禽异兽，在园内的不忍池内，终年栖息着大量野生的黑天鹅、大雁、鸳鸯、鸬鹚和野鸭。池畔还有一个水族馆，里面有五百多种水生动物。动物园边上建有牡丹园，种植了70多个品种3000多株牡丹。
上野公园最著名的还在于每年春天盛开的樱花，去上野赏樱是东京人的传统出游节目。
3 相关人物

西乡隆盛铜像，已成为上野公园的地标。
西乡隆盛1827年1月23日，出生于萨摩一个武士家庭，原名西乡吉之助，别号南洲。他身材魁伟，体格健壮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典型的武士风度。为人激昂慷慨，侠义豪爽，从小崇尚佛教禅宗，好读王阳明著作，讲究修身养性，道德文章，气宇轩昂，颇具儒家神韵。总之，他是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，深受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器重，视为心腹，委以重任，而立之年，就统领萨摩军进驻京都要津，后又担任京阙警卫，成为“勤王师”的首领。当时，“尊王攘夷”运动发展正炽，诸藩中最积极的，当属萨摩，长州两藩，他们结成“萨长同盟”，缔结6条密约，暗中周密策划讨幕事宜。而促成这个同盟的关键人物，正是西乡隆盛和另一位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。后来，士佐藩也秘密加入这一同盟，他们决定举兵讨幕，而向天皇请求下讨幕令的，也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。凑巧的是，当讨幕密令即将下达之日，正是幕府的“末代将军”德川庆喜上书“大政奉还”之时，面对意料不到的突变形势，京都御所召集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会上，土佐藩主山内信丰临时变卦，说“德川氏300年来，对于政治不无功绩，且知尊重国体，在其英断之下，立能奉还政权，此等美德，不得不加以尊重。设有二、三阴谋家出现，挟天子而窃权柄，实为天下之乱阶。”他提议让德川庆喜也出席会议。对此提议，有人随声附和，有人坚决反对，双方相持不下，顿时空气紧张。据说西乡隆盛当即出示怀中匕首，疾言厉色：“能决今日之事者，唯有此剑！”一下子扭转会议形势，采纳其言，遂使诏令下达。
山内信丰会上所言，有一部分确是事实。以幕藩体制为基础的德川幕府，从1603年开府以来，已历260多年，由于实行文治武功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这200多年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安定和平时期，幕藩体制相对说也较为稳固。然而，随着1853年7月8日，美国海军提督培里率4艘军舰，打开日本国门的所谓“黑船来航”事件，德川幕府统治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。他们与美、英、法、荷、俄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被迫开设港口，被迫降低关税，被迫使列强各自拥有居留地，可以驻军，享有领事裁判权，使日本面临着同中国一样，有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。这一切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，也遭到不少藩主的反对。为振兴国运，一个“尊王攘一个“尊王攘夷”的运动应运而起。由于国力孱弱，所谓攘夷，即抵御西方入侵，其实是虚；而尊王，是把矛头径直指向德川幕府统治，此即“倒幕”运动，实际上是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。
西乡隆盛正是明治维新的功臣，他与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并称“维新三杰”，策划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、军事活动，第一步是倒幕，结果立竿见影，迫使德川庆喜“大政奉还”。但是没有几天，德川幕府的主战派，就挑起了戊辰战争。西乡隆盛旋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战争，他被任命为东征军的参谋长，掌握指挥战争的实权。在进军江户城的途中，他与幕府的代表胜海舟举行谈判，取得了无刃开城的重大成果，为明治天皇迁都建府奠定了基矗1868年，明治天皇正式即位，一系列改革举措便规模宏大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，而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西乡隆盛，在1869年获得了天皇的最高奖赏，并理所当然地成了新政府的陆军大将、近卫都督和参议。当然，获取高官厚禄或沽名钓誉并非西乡隆盛的最终追求，正如他所说：“凡作事，须要有事天之心，不要有示人之念”。这“天”，非指天皇，因为天皇也是人，而是指“天理”“人情”，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。他说过：“一部历史，皆传‘形迹’，而情实或不传。读史者，须要就‘形迹’，以讨出‘情实’。”可作旁证。凡规律，不管是自然的，还是历史的，比起人来，是更为强大和长久的力量，它可以左右人却不能为人所左右。“以天而得者固，以人而得者脆”，这就是他的结论。因此，他主张：“士贵独立自信矣，依热附炎之念不可起”，因为“丧已斯丧人，丧人斯丧物”。
遗憾的是，在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，“维新三杰”的下场大都不幸：木户孝允1877年病死，时年45岁；大久保利通1878年被暗杀，时年49岁。所幸二人都还在任上和荣誉的颠峰，多少令人欣慰。惟独西乡隆盛1877年51岁自杀时，是背着“逆贼”的罪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要从1873年说起。这一年，围绕朝鲜半岛的局势，西乡隆盛提出“征韩”论，而与其他政要发生冲突。其实，西乡隆盛的真正意图是，在向韩国派兵之前，应派遣使节与之交涉，并毛遂自荐出任大使，这是先礼后兵的策略。内阁会议也通过了这一提案，但却遭到几位重臣的反对，其中就有他的同乡战友大久保利通。在此情况下，他提出辞呈，想不到第二天便解除了他的参议和近卫都督的职务，但陆军大将军的头衔仍然保留。
西乡隆盛弃官辞职后，回到故里，将朝庭所赐赏禄，悉数捐充学资，设立了由步枪学校和炮队学校组成的私立学校，并在县府支持下，于下属各乡镇设立分校，培养专门人才。在此之前，政府早就改革了旧军制度，建立了近代兵制，实施了征兵制，组建了由百姓町人编制的御亲兵。因此，西乡隆盛的所作所为，被视为鹿儿岛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独立王国对中央权威的挑战。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当，反而激起广大士族的不满与反感，加之在九州的秋月和山口的荻等地早已发生叛乱，鹿儿岛士族受到鼓舞，便于明治10年（1877年）2月举兵叛乱。西乡降盛也牵连进去，被裹胁为首，据说发现了东京警察总监计划谋杀他的密令。于是，这位从前“勤王师”的英雄，这时却遭到3万“王师”从海陆两路发动的围攻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西南战争”。战争持续了8个多月，叛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西乡隆盛也身受重伤，但仍不失英雄本色，1877年9月24日他命令部下砍下自己的颅，舍身取义，演出了一幕“勤王师不扑王师”的历史悲剧。

公园风景(东京国立博物馆前)
其实，广大的人民群众，从来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，“胜者王侯败者贼”的理论，似乎与他们绝缘。在他们心目中，西乡隆盛虽然是悲剧人物，却自始至终是一个英雄，甚至是“英雄中的英雄”：他献身国家的男儿血气，他造福乡梓的良苦用心，他半个世纪生涯中的嘉言懿行，道德情操，无不铭刻着英雄崇高品格的印记，这从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首他的诗中也可见一班：几历辛酸志始坚，丈夫玉碎愧瓦全；我家遗法人知否，不为儿孙买美田。
另一首诗，表现他在战火纷飞的危难关头，心中所系和念念不忘的，不是自己而是兄弟的安危：大小炮声彻晓鸣，腥风泪雨两军情；不知兄弟今在否，拽杖又登一古城。
对这样的英雄，人们是亲近的，敬仰的。1893年，在英雄死后16年，两万多人主动自愿集资为他树碑立传，由著名雕塑家高村光云制作了这尊铜像。铜像竖立在当年西乡隆盛率领东征军与幕府军激战的地方，这是意味深长的。因为西乡隆盛虽出身武士，本人又是藩士，一直受到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器重，但他的事业是从倒幕、讨幕开始的，而上野战役的胜利，是他凯旋进行曲的最初几个乐章之一，足以使亲临当年战场遗址的游人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。
西乡隆盛铜像可以说是一面铜镜，人们可以正衣冠，可以知得失，可以见兴亡。